五六年前，我看到很多人对某某某非常有好感，言论上充满着“指望”，寄托于他会怎么样。看到那样的舆论氛围，我多次撰文表示难以认同，我的表达是“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应该看他做了什么。”说，谁不会说，谁不知道表演几下。那个时候，我深受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理论影响，经常提醒人们“事实是一码事，价值是一码事”

这些年来，我们时常听到一些人举例澳大利亚来阐述“制度的决定性”。他们说澳大利亚是英国流放犯人的地方，因为有了好的制度，所以犯人的后代在今天也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这种说法粗略地讲确实没有问题，也给接受“制度论”的人满满的能量，激发他们更加坚信制度论。但是，假如深入去了解，并进一步思考，我们就不难感

最近这些年来，“制度论”非常流行，某些人群在见到社会问题时总是大谈“制度”，他们把问题都归结为制度，认为若是改了制度，一切便迎刃而解了。制度论甚是有理，给人感觉一种万能论的分析或认识的标准，只要遇到了问题，把根源归为“制度”就没错。 因为有了这种定向思维，有了普遍的认同，所以制度论俨然成为最流行的

昨天，我国全面抗战80周年的“淞沪会战”纪念日，在这个特别纪念日的时候，原国军、远征军200师老兵刘定海逝世，100多岁（具体数，他女儿也说不清楚。） 远征军200师刘定海爷爷的事迹，我在2年前曾经有过介绍，去看望过三四次。在2015年时，双目失明的刘爷爷现场唱起了国军抗战时期的军歌，令在场的我们

经过持续的努力，鄙人在今年3月中旬开始写作的书基本确定了版本内容，它是一本全新解构1840年以后的思想演变史的作品，主要以社会思潮与政治团体推动的行为相结合，研究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的思想曲线波动。以下是大纲式的解释。 书名：《1840年以来，中国人一直走在歧路上》 时间：上起1840，下至1949

继续延续“制度之维”，这次重点以英国、美国的政治经验来分析宏观的政治制度，以便进一步对时下流行的“唯制度论”、“制度决定论”进行批判性回应。从开始分析“制度”以来，我始终对“制度决定论”予以批判。在我看来，“决定论”的思维本身就含有隐性的专制意识，它的隐性语言是“谁决定谁”，延伸出来的实践隐性语言

继续“制度之维”的思路前行，我将在本文中重点分析列宁在苏俄开创的“苏维埃”，总结这种“苏维埃经验”，以便我们更加清晰。对于苏维埃的认识，阿伦特式的“极权主义”话语风靡欧美学界，但极权主义最初是指纳粹德国和苏俄这种政治理论，并非单指苏俄模式。不过，由于人们的习惯，所以我在此处亦采纳欧美学界的词汇――极

接着“制度之维”分析，本文将分析中国晚清康梁“变法改制”话语体系主导的政治实践――主要又以共和政体的政治实践为素材。这次的分析，它是重点对目前重复晚清时期的那套“唯制度论”的问题展开，分析试验的孙文“五权制”，以便让我们更清晰的认识问题。 就内地现实来看，热衷于民主的人，他们普遍地以“民主制度”作

继续“制度之维”的话题，以1840年以后――特别康梁维新变法以后，中国人迎接“中西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制度论”及其实践，做一次经验的归纳。 以我的观察来说，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其政治秩序的重建至今还在路上。晚清以来的“大变革”与春秋战国时期又具有诸多的相似性，比如，春秋

继续沿着“制度之维”，也是这个话题的第4篇随文了。在《制度与人性》里，我已经提到了“制度的起源、制度的演变和新制度的生成”。应该说，这是目前“唯制度论”最继续去思考和提升的部分。在绝大多数的“唯制度论”者那里，他们只是不断地重复着“要改制度，快点改制度，改了制度就可以实现民主”，这种论调在很多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