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制度论、明君贤相论和国民劣根论
2017-09-26 11: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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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与制度论

   6月初以来,我用了大量的篇幅对“制度论”进行分析,厘清制度的起源、演变和新生成,同时指出中国人高涨的“制度论”有哪些渊源。应该说,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就一直没有淡化“制度论”,而每次社会走到十字路口时就会有“高涨的舆论”。这种制度论,它忽略了“改变制度”和“改变哪些次级制度”,也混淆了“制度的功能”和“制度的决定作用”。

  正如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制度是重要的,但它不是决定性作用的;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制度是一直存在的,但制度也多次被观念所改造。比如,欧美国家的所谓“三权分立”,它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只是那时候的西方人没有今天这么明确清晰的“分权”“权力制衡”的观念,所以那时候的立法机构、行政官、法院、监察机制没有今天这么独立性的运作。

    从“制度”的起源来看,制度的源头有很多种因素,如习惯、习俗、图腾、礼制等。这些构成要素在后来又逐渐演变成公权力的规则、机构与制度,另外一些则依然以习惯、风俗的形式保留在人们的生活中――英国人的习惯法很大部分就是尊重了这些。制度成为普遍性的规范,这是强权力推广的结果,也有人们为了生活方便与需要而传播开来。前者属于外力强制,后者属于主动吸收。

     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看,政治制度的产生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现象,它并不是“必然”发展到某种制度。而且,同一种文明区内,一种社会形态(或政治社会)存在与它相应的政治制度,如封建社会是分封建制,另外一种社会取代前一种社会形态,它们的制度是有继承关系的,只是后一个社会形态把先前的制度做了一些调整、重新组合,因出现新的形式,所以后来者为了研究方便,根据社会形态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形式、文化等要素的新特征而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社会/社会形态。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不同的特点而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但我们不能倒过来假设“是一种新制度决定出了新的社会形态”,比如,封建社会是因为事前某个人设计了一套封建制度,然后再根据该制度去建设封建社会,还是因为封建主推行分封建制而被命名为“封建社会”?

     “制度论”(或制度决定论)的问题,它恰恰是把制度夸大其词了,也把制度与社会形态的关系颠倒了。说制度决定了某个专制或民主,说政治制度决定了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这是把制度放大了,并且是人为地割裂了前时代的制度和今时代的制度之间存在的继承关系。事实上,无论是专制,还是自由(中国人习惯用“民主”),制度在其中都是一个角色,并不是单一的决定性作用。出现专制这个结果,其前因可是有很多个因素,认定仅仅是制度决定的,这不但是偏见,而且是思维单一。人一旦被偏见、单一的思维所左右,他们就容易产生极端,并且阻碍了其它的认识,也是容易走向专制的一大诱因。因此,我经常对人们说:决定论本身就暗含了专制,具备了专制潜意识,制度决定论就是专制的认识,也是引向新式专制的重要原因。

     很多人不甚明白,自认为自己坚持“制度论”是先进的认识,是超过绝大多数人,甚至用“制度论”去嘲笑其他人。可是,他们忘记了这么些历史:大革命后的法国是“制度论”,苏俄是“制度论”的,康梁变法以后的中国人是“制度论”的,但这些制度决定论都没能因革命党人创造新的制度而改变旧制度,却是继续着先前的专制。因为制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革命党人的自由、人人平等理念没有办法获得有效的实施,反而是社会持续着森严的等级秩序,反而是新式的专制。

       改变制度是用新观念对现实中运用的制度进行改造,使之服务于人类,而不是完全脱离现实去谈创造新制度,不是用一些美妙的、动听的修饰词就能把制度改造成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因为,制度是一个事实存在的东西,它是静态的、不褒不贬的事物,所以用理想化的价值理念去创造制度,其结果就是带有强烈主观意志、主观色彩的价值无法改变旧制度,反而是出现强行推行创造制度的团体为了推行制度而走向专制行为。其实,制度一直存在,人类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所改变的制度,无非是观念的改变,即新观念把旧制度改成另外一种运作形式。因此,“制度决定论”就是因果倒置,是夸大其词,是一种视角引向了偏见。

              明君贤相论

   观察中国人的明君贤相论,我以为它的渊源是离不开“宗法制社会”的,正是这种宗法制的社会结构,让中国人在父权家长制的政治文化中漫游了几千年,而且至今依然难以自拔。因为这种社会结构直接影响了封建制社会,所以中国人在封建制解体时期的春秋战国便出现强大的“圣人政治”“英雄救世”“明君贤相”的主张,那时候的思想家们特别强调“英雄”“圣人”“明君”的作用,认为他们是“一怒就可以安天下”。

    仔细想来,明君贤相论其实就是“伟人决定历史”,它与“制度决定论”其实是存在某种暗合的意思。二者结合起来,表达就是“英雄、明君贤相决定社会走向,决定新的制度,而新制度决定出了专制/民主”。

    明君贤相论,它是宗法制社会、父权家长制的政治文化,这是直接影响了这种认识与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一个是要把自己交出去,一个是要彰显自己的个性和权利,这二者如何能说到一起?又如何能够产生同一种政治结果――自由与民主?

    事实上,明君贤相论是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它把社会的未来发展完全寄托于某个人身上,认为那个人可以大公无私地替自己实现心中的理想,可以让自己的愿望获得实现。把自己的利益、理念等诉求交给他人,让他代自己来争取,再认定他会把争取到的成果毫不保留地赏赐给你,这是一种投机心理,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心理,是一种贪图便宜的心理,是一种旁观看热闹的心理。自己不努力,却整天想着未来蓝图,却想着天上突然掉下馅饼,这种心态怎么可能改变自身的现实状况?又怎么可能改变被奴役的命运?

    自由是自己争取的,权利平等也是自己争取过来的。试图不劳而获,这样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来安排,顶多是获取一点他人的小恩小惠――他们开恩赏赐的。因为自身的利益和权利由他人来决定,这就使得赏赐者在身份、人格上是高于自己的,这样就不自觉地产生了依附、庇护的关系。当社会秩序以一套依附关系为主导时,这时就是新的等级制。我们常听到说: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事实也是如此,当一个人连生存都要受到他人决定时,他与施舍者就不再平等了,而是处处受制于施舍者。

     我们今日信念自由,正是因为我们认为自由才是人的追求,是人类摆脱依附的开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他们就没有可能去追求更进一步的平等权利。自由是保障人格平等的基础,平等则是深化身份平等。基于这样的常识,我认为把希望托付于明君贤相,这是不太可能通向真正的自由,也不可能获得人格平等。

                国民劣根论

      对于鲁迅、柏杨一类人激烈抨击中国人的“劣根性”,我多年来是不敢苟同的。在我看来,这种把某个阶段的一些现象放大,并且用文学夸张式语言宣教,这本身就是情绪的表达,是一种非理性的认识。因为,把纯粹的一些现象归为“劣根性”,与把某些现象归为“决定论”,或像歌颂革命年代那样把一些农民起义现象归为“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等等是一样的思路。

    社会是变化的,也是复杂的。变化的社会就表明了某个时期的现象是相对的暂时表象,它是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假如这些表象不会发生改变,那就是永恒性的本性本能,而对后者的这种批评就根本没有意义,对前者的批评则没有价值。因为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你通过激烈的批评、讽刺、挖苦,并不代表这些批评就可以把人们引向温和的、稳健的社会秩序之中,反而是引起不必要的人群撕裂与对抗。

   社会的表象也是复杂的、多面的,这就表明那种仅仅抓住某些不良的现象进行大势挖苦、嘲讽的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一个面及其现象当做了标准,并且认为是“找到病根”“发现了真理”,这不但滑稽可笑,而且是自以为是,徒增烦恼而已。当你习惯于嘲讽、挖苦、谩骂一个人或一类人时,其实你在道德、休养、修为上并不见得高于被你批过的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状态。以为自己高于被你骂过、嘲讽过、挖苦过的人,其实你很多时候可能比他们还差劲。因为,当你用自己的粗鲁、粗暴去审判他们时,你已经不自觉地做了一个不合格的法官。大家是知道的,法官在法庭上是不能以自己的情绪、利益来事先设定立场,而是必须站在中立的角度去裁夺双方呈供的事实依据。

     社会在变革时代的确存在新旧观念的差别,人们因为新旧观念而存在对立,但是我们不能认定旧观念的人就如何如何低级,更不宜用新观念去谩骂、嘲讽旧观念的人。自由原理告诉我们,没有人在人格上是高于另外一个人的,也没有人是真理的化身,因而新旧时代的观念都是需要尊重的。新观念不被旧观念尊重,则新观念无法获得广泛的传播,此时旧观念的维护者往往以专制的方式对待新观念者。新观念假如不尊重旧观念的人群,则旧观念者容易更加极端、偏激,他们要么非议新观念,要么拒绝改变,要么打压新观念。因此,一个良序的、正常的、温和的社会秩序,它无论是变革时期,还是已经走向了稳定的秩序,它都是需要包容不同的声音,都是允许各自的表达。通过包容不同的意见,尊重表达的不同,这就是社会进步,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那些习惯于嘲笑他人的“劣根性”的人,到底是不是包容不同的观点?到底是不是尊重了对方的表达意见?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在引导社会向前进步?这其实已经是不需要去争论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回答了这些问题。

         郭贤源   2017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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