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经验:人性与自由在制度之上
2017-06-13 15: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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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制度之维”的思路前行,我将在本文中重点分析列宁在苏俄开创的“苏维埃”,总结这种“苏维埃经验”,以便我们更加清晰。对于苏维埃的认识,阿伦特式的“极权主义”话语风靡欧美学界,但极权主义最初是指纳粹德国和苏俄这种政治理论,并非单指苏俄模式。不过,由于人们的习惯,所以我在此处亦采纳欧美学界的词汇――极权。

      对于苏俄的苏维埃,观察它的政治历史现象,我认为催生它的结局可以归纳为三句话:恢复人性,挣脱奴役,争取自由。正是人性与自由的本能激发了极权治下的人们,并最终突破了极权的桎梏。假如我们以“唯制度论”的思维去理解,那就很难去解释苏维埃治下的变化。因为,假如制度是一切问题的根本,那么极权制度上的利益者,他们也必定是“唯制度论”的,并且会誓死保卫他们的制度。这样一来,两种制度之争就很难避免新生力量的更专制,因为这种对决就如同丛林世界一般。但是,历史的发展显然不是这样的,因而“唯制度论”是不能恰当说明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我试图对苏维埃做一次“架构”上的政治原理分析。

     

                苏维埃模式的认识

   苏俄政治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掌权,但苏俄在政治模式上是一种被叫做“苏维埃”的政治形式。这种“苏维埃”,它有点像古希腊的“公民大会”性质,又有点类似英国的“代议制”。说它像公民大会,是指它的代表在大多数时候采取现场表决,且没有两院制衡。说它像代议制,如苏维埃的代表是近似于“议员”,代表是可以表决议案和制定法律,人员的来源则不太像英美的议员。在“苏维埃”模式下,行政权、司法权都接受“苏维埃”裁决,这就有点像英国的模式――但英国有两院制衡。当然,苏维埃之下还有“监察权”。

     苏维埃政治模式,它是一种立法至尊,行政、司法、监察均受它的驾驭。这种政治架构,它貌似有分权的影子,但它是没有权力制衡的。这种政治制度,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理论那里是可以找到依据的。例如,马克思说过,“在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并分享统治时,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有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做永恒的规律来讨论。”

     尽管分权被否定,但由于它这种政治模式依然摆脱不了西方政治影响,因而苏维埃模式在政治架构(国家制度)上又以事实形式走向了“分权”。机构有分权,但权力没有制衡,加上没有政党政治和公有制,所以苏维埃模式便成为了极左翼的极权主义。这种政治模式,它是制度的专制、统治思想的专制和封建末期专制惯例等元素的结合版。以“唯制度论”来说,这套制度恰好是理性主义的“制度论”的产物,它突出反映了理性主义哲学试图运用于社会学的意志――它认为社会发展可以像物理学、数学那样找到一般性的公式。

               没有权力制衡的权力很可怕

    事实上,作为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下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本质还是理性主义的色彩。而理性主义哲学强调“全面改造社会”,这套学说在指导社会实践时推崇“打碎旧的机器,建立新的机器”。无论是法国革命,还是俄国革命,革命党人论把传统打翻,以革命党人的意志去建立一套新的制度。这种把旧制度全部推倒的做法,它的结果就是革命派很快以更强有力的权力去压制大众,逼迫大众服从命令,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的专制。

    我们现在需要去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打碎旧机器,建立新机器,这“国家机器”到底是因掌权群体的变化而改变,还是因机器的设置变化而改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稍微转换表达形式,即国家制度到底是因“人群”的阶级身份而改变,还是因为国家制度重新组合――采用分权并制衡――而改变?一个是针对“人”,严格说是“群体”;一个是针对“制度”,严格说是改造官制的关系。

     其实,官制上换一群人,这种做法在中国并不陌生,从秦王朝到满清,我们看到的就是“官制”上换一批统治者,即改变权力的主导者。这种改变“人群”,再改变管理思想,它在一定的时期内确实会产生调整的作用,把侵害大多数人利益的弊病改掉。但是,帝制作为一套整体的制度,它没有权力制衡,因而它的纠错职能很弱,这就使得中国人往往因被逼无奈而走向暴力反抗,并引发王朝更替。这也就是中国帝制时代特有的现象,即王朝循环更替。

    权力不受约束,不受限制,没有制衡,这种政治制度就往往产生两种极端,一是处在该权力机制内的人群不断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是处在权力机制外的广大群体的利益则被权力拥有者剥夺或侵害。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拥有的人群就越来越富,而泛大众却变得越来越贫穷。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在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社会表现得很明显――每个王朝中后期都存在这种极度分化的现象。

     权力不受约束以外,由于帝制中国的官制度还是任命的,它又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制。因而,任命3制的官文化就是“对上负责,对上行贿”,因为官员是上一级决定的,这就决定了这种官场文化是普遍性的腐败。苏维埃的官文化,它正是如此,因为权力是上级任命下级官员。因而腐败就必然吞噬着整个官场。

          苏维埃的经济形式加强了公权力

 众所周知,苏俄是一种被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经济”的模式,这种经济形式就是“行政命令型”经济,并且是“公有制”名义的。公有制经济,它是在苏维埃之下,因而这种“公有制”名义的经济就必定要依据公权力的归属分野为两大群体,一是公权力的执掌者,一是泛大众。权力的执掌者根据自己的权力和利益需要来首先占有“公有财产”,再通过一套所谓的分配机制去施舍点给泛大众。

    就苏俄的苏维埃现实情况来说,苏俄其实是以“公有制”名义建立了两大公司,一是工业公司,一是农业公司。两大公司所创造的财富论被“行政命令型”经济主导,即在苏维埃经济模式下运作。这样一来,苏俄的苏维埃经济模式就分化为两种,一是苏维埃模式对工业公司进行控制,所有的工人被它掌控;一是苏维埃模式对农业公司进行控制,所有的农民被它奴役。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不能对自己的劳动所得进行支配,劳动所得没有所有权的保护,这就是违背人类自文明以来的人性与本能,也就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与权利。

     自由没有了,所有权不受法律承认和保障,这样的苏维埃模式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或者严格地说是极左翼的极权。这种违反人类有文明史以来的人性本能,它注定要遭到人们的抵制和反抗,并且以“人性本能”来寻得解救。此时,极权体系这套制度,它虽然拥有强大的公权力,但由于它的绝大多数人越来越抵触,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回归人性本能的抵制、反抗行列,这就必定要削弱极权制度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苏维埃的结局之所以如此,它正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回归人性、挣脱奴役,争取自由之中,是这种努力打破了极权。

            结论

  观察苏俄、东欧的历史,我可以这样地归纳: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以来的制度演变与发展,它正是为了维护正常的人性和保护自由,而不是扭曲人性和剥夺自由。或言之,苏俄、东欧在变革时期的本质是寻回人性,以及争取自由。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史的经验表明:人性和自由在制度之上!

       郭贤源   2017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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