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己的权利,明君贤相别哄我们
2017-09-24 10:31:06
  • 0
  • 9
  • 20
  • 0

    在过去,流行的看法是“制度论”,持该论者的人认为改变一套制度就可以快速走向英美国家的那种政治生态。然而,该观点的捍卫者、支持者没有看到晚清以后的“变法改制”,无视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是实践了“变法改制”,奈何新制度并没有这么容易迅速改变整个社会,反而是遇到新的各种问题。制度是可以快速改变,但制度背后承载的是法律、习惯、信仰、习俗等,这些因素影响到人们的思维与观念,因而假如人的观念没发生变化,人的思维还是传统时代的,那么新制度就会运作困难,达不到预期想要的效果。

     制度需要改变,人的观念也要相应的做出改变,这是大变革大调整时代避免不了的事。而且,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产生的,因而移植、模仿一套已经相当成熟的外来制度,它首先就会遇到水土不服的现象,或是激烈抵制,或是强行推行。制度因为牵涉到法律,所以激烈抵制的行为和强行推行的行动都要关系到法律,此时违法与护法就俨然成为了对峙的状态,其结果就是法律要么被强制于人,要么是法律失去它的权威性。事实上,这种现实中的对立,它的实质是两种观念的对立,以及基于不同角度而存在的利益间的对立。观念,新旧之争;利益,公平、正义与平等之争。

    制度、法律与人(突出反映在“人的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制度决定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批“国民劣根性”就可以轻松改变的,这里面是一个漫长的演变,是人与人之间的“观念对决”。当新观念逐渐取得主流的话语权以后,社会的前进就是孙文所说的“浩浩荡荡”;当新观念还未能取得潮流般的驱动力时,社会秩序就仍旧被现实政治集团所支配,新观念的推动者和践行者也往往被动被边缘化。比如,康梁变法前后,康梁的主张尚未得到人们的认同,所以康梁寸步难行;及至1905年,满清却主动去实施“预备立宪”。一前一后,正可谓“此一时,彼一时”。

    应该说,1840年以后,中国人面临着社会秩序的第二波“大变革大调整”,且这次的变动已经不同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因而李鸿章认为是“三千年未有之变”。李鸿章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这次变化是两种政治文明的冲突,是华夏政治生态学习西方的特别是英美的政治生态。既然是一种文明的政治生态学习另外一种文明的政治生态,这之间就必定存在一个“知己知彼”的过程,就必定需要漫长的过程。因此,试图像康梁变法那样急速达到变法愿景,这不但属于理想化,更是急功近利的表现。

    西方的政治生态,或者严格地说英美政治生态,它是自由宪政的政治,民主是自由宪政的发展结果。若要去追根溯源,这又更是复杂得多,已经不是一个简化的“自由宪政”“民主”所能承担得起。因为,以简化的口号、标语来分析,它是极其抽象化的概括,具有强烈的思维诱导性,人们很容易不自觉地被这种简单粗暴的口号、标语所吸引,却不愿意去静下来心来去思考去了解更多。随着人们的心理、意识越来越被口号式的语言所俘虏,整个社会就往往变得躁动,从而让情绪取代理性。

     自由民主,它是自由与民主的并合,二者既有一些相通的内涵,又有相互对立的情形。相同的是,无论是自由,还是民主,它们都要涉及到“权利”,都是法律认可并保障的权利,自由偏重于保护个人的自由,民主偏重于保障人们的权利平等。对立的情形,这是自由与民主的对立关系,即整个社会发展到实行平等权利之时,它是会损害乃至侵害到少数部分人的自由、权利。

    但是,就帝制和自由民主的关系来说,晚清时期的中国人暂时不存在考虑英美国家那种自由与民主间的对立状态,而且如何学习它们,以及如何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健。帝制是中央集权的、皇帝的统治、任命制,而英美国家当时是民族国家、三权分立(且有权力制衡)、选举制,这些只是直观的现象,它们还要影响到政治文化、习惯、风俗、思维等方面。延伸一下,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是没有法权观念,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意识,人们习惯于服从法律和屈服于等级秩序的礼制。而西方政治的文化却是法律的统治、权利、自由,三者之间又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如前所言,英美国家的政治生态表现在“权利”,这种法律秩序下的权利,它是一种冠以“自由”的政治文化。而且,权利被普及到芸芸众生,这不仅是自由的发展结果,更是人们努力抗争的结果。从英国革命开始,先是贵族们通过反抗国王来守护属于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后是19世纪的诸多中底层群体通过努力来争取属于他们的权利――主要表现在选举权。不惟英国如此,美国更是如此,一部美国民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美国民权发展史。换句话说,即便是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虽然国王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但他也没办法把权利恩赐给大众,而广大的英国人也从不奢求英国国王突然间给自己恩赐权利。

      权利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去争取过来的,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圣人、大英雄会无端地把权利给予大众,更不要认定权利一定是某些明君贤相恩赐的。林肯总统没有恩赐权利给黑奴,而是美国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遇到理解的平等诉求,在南北战争发生一两年后,林肯总统才顺应时代潮流――宣布废除黑奴。而且,即便是获得自由的南方黑人,由于他们自身尚且不具备快速融入到自由民主的社会,所以南方的黑人很快被隔离的种族歧视压制了100多年。美国黑人在林肯“废除奴隶”以后的遭遇,恰如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所说的:通过斗争而得到的权利便如同十月怀胎分娩的子女,与自身紧密联结为一体;而没有经过斗争的权利,无论是恩赐或是褫夺,国民都会麻木不仁……事实上,争取自己的权利,就是要打破明君贤相所垄断的权力秩序,就是通过改变某些法律来争取权利的公平和正义。

      明君贤相论无视权利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把大众的权利完全寄托于明君贤相开恩,以为只有寄望于恩赐才能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是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无论是林肯总统,还是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明君贤相之所以把权利让出来,他们都是被动做出的抉择,而不是主动的赏赐。宗法制社会影响下的中国人,浓厚的明君贤相论是有阻碍自由民主的发展,它误导了大众的权利观念,也就使得大众听命于恩赐的安排。因此,我最后需要再一次强调:要自己的权利,不要寄托于他人的权利恩赐!

        郭贤源   2017年9月24日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