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制度的起源、演变和新生成
2017-06-10 22: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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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沿着“制度之维”,也是这个话题的第4篇随文了。在《制度与人性》里,我已经提到了“制度的起源、制度的演变和新制度的生成”。应该说,这是目前“唯制度论”最继续去思考和提升的部分。在绝大多数的“唯制度论”者那里,他们只是不断地重复着“要改制度,快点改制度,改了制度就可以实现民主”,这种论调在很多圈子里喧嚣,有的人甚至以这个作为标准去评判“群友”。

    坦率地说,围绕着这种叫喊“制度论”的话题,我在最近两年是没少去思考,也没少去交流(或辩论)。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也是最坚固的部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一种政治社会,它的政治制度在一个时期内是极其牢固的,因而要对这种已经牢固的“制度”进行改头换面,这是绝对离不开社会思潮,也离不开某些运作的机构变革,以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以历史来看,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和晚清民初是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阶段,但这些制度变革都是历经漫长的过程,却不是突然间建立起来的。

     与此同时,因为中国人在1840年以后是面对“中西文明融合”阶段,这就使得我们的政治制度既存在传统的一面,又包含了欧美化的一面。如何在这种政治文明冲突中寻找到平衡点,以及在中西融合过程中学习到西方的优良政治。以过去一百多年的经历来说,我们中国人是走了很多弯路,而这些弯路的重要成因就是中国传统的因素依然在发挥它的影响。


                      制度的价值判断与移植

   “唯制度论”的人,他们开口闭口就是“制度”,把社会中的一切问题推给“制度”,然后指出“需要改的是制度”。比如,很多人就喜欢搬出邓邓的那句话――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又如,他们喜欢拿欧美国家的社会现象来论证,从而证明“要改制度”。

        从价值判断来说,好制度与坏制度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它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得出来的结论。而且,好制度、坏制度也是一个相对比值,即某种制度在总体上相对较好,某种制度相对较差。因为人有了好、坏的价值判断,所以人会去考虑选择“相对较好”的制度。这种价值选择在近代欧美国家成为全球效仿对象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以日本人认为的较好的德国来作为学习的对象,并且引进了德国式的“君主制”。

     制度是否被移植被效仿,这很大部分由接受方的各种因素影响,如思想基础、政治势力、社会环境、干预国等。英国殖民地的国家普遍效仿英国的政治,法国殖民地的则是效仿法国,苏俄趁二战向东欧卫星国输入斯大林主义模式,等等。至于像中国、日本这种相对自主一点的,它们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则会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学习。但是,不管是那种学习,学习者的政治势力都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筛选,有利益的选择,有意识形态得选择,有学习爆发式强国的。

      制度选择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一旦做出了选择,未来就会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去改变。而且,学习的制度与本国固有的制度如何结合,这里又要产生激烈的冲撞。如何处理这其中的关系?又如何驾驭诸多不可预见的可能性?


             制度的起源

   制度的移植存在本土与外来的冲突,制度也是反映之一。作为一种根植于本土历史的制度,不同的文明体有不同,同一种文明体因不同国家文化而出现不同。前者有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等差别;后者有西方文明下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差别。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来看,政治制度大多是由“部落”走向“帝国”的形式。比如,罗马的部落向不断扩张的罗马帝国转进。当然,由于原初的文化存在先后,因而中国、印度、希腊罗马、伊斯兰等文明体的政治制度又有一些不同,特别是中国文明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制度是经历近1000年的夏商演变出西周初期确立的“封建制”,这个时间是公元前11世纪。那时候,全球还没有哪个文明体的国家进入到“封建”模式。因此,中国最早的被文字记载下来的“元政治制度”便是封建制,并因封建制而形成了封建制这种“元政治文化”。

     与中国的“制度”不同,西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还处在部落文化时代,因而它的“制度”就带有部落特征,也就是19世纪流行的所谓“军事民主制”。其实,希腊、罗马的制度在政治学理论上分为“政体”与“政制”。整体有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共和制、寡头制、僭主制;政制则希腊较复杂,据说亚里士多德观察到了158种宪法;罗马则是共和制下有诸多的机构,如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财务官、公民大会、百人团大会、平民委员会等。

    制度的起源,西方的部落特征长期被保留着,特别是日耳曼蛮族在西罗马帝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世纪那种“封建制”。它既有部落特点,又有宗教因素,还有继承罗马的元素。就世俗的政治来说,政治的机构与罗马时期比较接近,就是立法性质和行政官性质并存。比如,英国、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法国、西班牙等都有这种类似的机构。而且,这些机构经过封建制解体时期的重新组合,变成了今天中国人所称谓的“三权分立”制度。

               制度的演变与新生成

    现在谈论“制度论”的人,其实最关键的是要了解制度的演变与新生成。制度的演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是继承部落文化的机构,又在后来发展中创制了新的机构。比如,罗马时期的独裁官就是因应特殊时期而设立的。又如,帝制社会的中国,各朝均有不同的机构设置。

    制度的演变,它既可能是微小的调整,也可能是影响政治社会的制度变化。前者是在一种宏观社会下的制度调整、机构增设;后者是因为机构的重新排列组合而生成新式制度,并因而改变政治社会的原有特点。机构增设的,如美国后来设立独立检察官;中国的明朝设立内阁大学士;中国的满清设立军机处;等等。机构排列组合而产生新的制度,如英国光荣革命以后,原有的君主制、贵族院(上院)、平民院(下院)、司法等机构,经过光荣革命时期的议会派和国王派两大政治势力达成妥协,于是逐渐在18世纪形成分权制衡的所谓“三权分立”这套新制度。

     新制度的生成可能要经过漫长的制度演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指导着人们的认识,特别是被不同政治团体接受的政治理论,再由这些政治团体去实践指导思想――政治理论。新的制度之出现,它在很大部分是因为政治团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和政治理论来改造原有的政治机构,使之产生自己所需要的一种政治形式。英国光荣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它们都是政治团体想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形式。

     在英国,制度的演变是光荣革命所形成的特殊形势所塑造,它是由居于主导下院的议会派与君主制的国王达成妥协,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生态。而且,当时英国的政治理论又受到“共和主义”思潮影响,这就使得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得以混合存在,并且形成一种新时代的“共和国”模式。英国的这套“共和政治”,它再经过洛克学说的影响,到了18世纪中后期,它便逐渐演变成一种被孟德斯鸠归纳为“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即立法权的议会、行政权的内阁政府和司法权的法院。事实上,孟德斯鸠的归纳,它是否符合英国当时的现实政治,这本身就值得思考的,但英国在光荣革命以后演变出的议会和行政之间的分权、制衡关系,这确实是存在的。司法的处境,它则是相对尴尬的独立,即英国的法院在涉及公法部分时,它很大部分是由议会制定法律来裁夺。

                  结论

     “唯制度论”者大谈制度变革,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制度变革是最艰难的,也是缓慢的。假如要想突然创造一套制度,这不但不符合现实,而且是根本不太可能运作。就拿美国建国时期的制宪会议来说,它虽然看起来像是创造一套新的制度,但是假如我们去考察,就不难发现那些看似创制的新制度,它其实更多的是现实中各州运作的制度,因结合这些惯例与经验,所以美国在建国初期没有因为制度的变化而发生急剧的动荡。换句话说,制度的演变是遵循传统的,是基于现实而改造,而不是要突然创造,否则新生成的制度就极难运用。

     对于现在的多数中国人来说,“唯制度论”的问题,它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明白制度的沿革,即并不是要去创造一套什么新的制度,而是要改变人们的观念,透过观念来修改现实运用的制度,把不分权制衡的制度引向权力制衡关系上。唯有在现实与传统的基础上认识制度,而不是重演欧陆那种打碎旧机器建立新机器的做法。而且,对于英美国家来说,制度是因为中世纪那中机构经过排列组合而发生了改变,而不是完全抛弃它们而重新设计制度。

        郭贤源    2017年6月10~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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