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释义与国民党的训政问题
2017-10-11 08: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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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上好!趁着国庆之际,我讲一下中华民国的“共和”,即今天的主题是“民国的共和释义”。

观察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种现象:一是清流派的言论很流行;二是鼓噪情绪的口号很广泛;三是冷静思考的务实很不待见;四是认同自由民主的人群普遍爱听故事。

越来越紧张的氛围,环境塑造人们普遍情绪化,而改良以来的社会氛围又是急功近利的、浮躁的,这就使得我们对现实问题更容易被情绪激动的语言所引导,从而让我们更加迷茫。

清流派的言论,他们普遍是理想主义的评价,把经过自己喜好的一套价值拿来评论历史,评判历史人物。这套风格的,以大陆的北洋系学派最为典型。比如,他们的“妥协论”“袁世凯论”“报刊言论自由”“民初多党”“议会政治”“所谓的宪政”“三权分立架构”……等等。

由于前些年北洋系学派是“显学”,因而大陆很多人受到它的观点影响,以致今天大陆泛自由圈的主流舆论是北洋派的“代言人”,大家也习惯了搬出那些网络上的北洋派论调来说事。

但是,北洋系学派有个重要的特点,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学者是历史方面的,却极少有法学的、政治学的。因为是历史方面的学者,所以专业性的角度就有明显的偏袒,如他们普遍喜欢评论历史人物,而鲜有从政治学、法学的角度去分析去解构,更缺乏以英美经验作为参考去研究晚清民初的政治。

历史,既有“事实”的部分,也有“历史主义”的部分。前者,重在考据,也就是通过大量的资料去还原历史真相。后者,重在诠释,也就是通过不同的价值体系来诠释历史。胡适先生所说的“历史是一个令人打扮的可爱小姑娘”,这就是历史主义的诠释学。

我为什么要指出这些?这是有原因的,也就是中国人长期以来被“历史主义”所垄断,以致人们的思维、认知经常不自觉地被各种各样的诠释所迷倒,却鲜有人去追根刨底,很少有人去问“为什么是这样”。

显然,我们认识中华民国的政治该从“共和”入手,该从建设共和制政府考虑。考虑共和制政府,也就离不开自由与宪政,而民主又是自由宪政之后的产物。

众所周知,武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她是依据革命党人的“共和立宪”精神,也就是共和政体的新时代。孙文等人在南京宣告建立中华民国,这在政治意义上就是:告别帝制,步入欧美式的现代政治。

帝制,中国人过去是“王朝更替”。但现代政治却完全不同,它是契约论原理的政治社会,人民与政府是契约关系。

现在我们就要问:共和制是什么?

共和是一种政体,它是指“公共事务属于全体公民”。这种“共和政体”,它在理论上是混合型政体,而且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又有不同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共和政体是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民主政体)的混合;在西塞罗那里,共和政体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混合。

在实践中,共和政体最具代表性的是罗马共和国。而且,实践中的共和政体还有它的政治内涵,即共和是强调权力制衡,各个不同的政体之间达到平衡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这种“共和主义”传统,它在近代英国革命前后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比如,我们所知道的光荣革命,它就是国王代表了君主政体,上议院代表了贵族政体,下议院代表了民主政体,由三者之间保持着权力的制衡。英国正是在这种西塞罗式的“共和”基础上演变出了18世纪法国孟德斯鸠所说的“三权分立”政制。

美国又是在英国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既分立,又相互制衡”。但是,美国建国时期,建国者们是确立共和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为什么后来美国走向了民主?这其实正是共和政体包括了民主政体,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底层群体获得了民权,因而美国在自由宪政之下逐渐走向民主政体,我们就把它叫做“民主”了。

孙文把美国式“共和”引进给中国人,并确定未来的中华民国为共和制国家。但是,由于中国人当时对西方的“共和主义”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没有系统的理论。而且,中国因为在公元前841年还发生了历史上冠以“共和元年”的事件,所以中国人对“共和”的理解又很容易跟“共和元年事件”挂钩。这就是误解误读的开始。

公元前841年的“共和元年事件”,它是指“联合执政”,却不是西方的共和主义传统那种――混合政体及其权力制衡。

以这样的“共和”含义,我们就很容易在后来建设民国政府上陷入误区。因为英美式的政治是分权与制衡的,它不仅是“制度”的层面,更是传统、经验和习惯的事。换句话说,即便是我们中国人在晚清、民国时弄了一套表面上像模像样的“三权分立”制度,或“五权分开”结构,这都是“形式主义”,是“表象”。真正要运作这套制度,却是很复杂的因素,有观念的变化,有实践经验的摸索,有政治秩序的稳定,有革命党或改良派的政治能力,有言论自由,等等。

根据运作共和政治的要素来看,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这就容易多了。比如,北洋政府时期存在人们的观念没什么变化、政治秩序不稳定、袁世凯系排斥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言论自由也不是法律保障的。南京政府同样有多个因素困扰着。所以,清流派的那种甲乙丙丁式评论,它过于理想化了,却没有考虑现实性的问题。

事实上,在英美国家,共和、自由和宪政是一个系统性的政治,它们根植于西方政治传统之中。可是,中国人则困难重重了,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既没有共和,也没有法权意义的自由,更没有“法律的统治”(现在中国人习惯用“法治”)。这样的现实,导致了中国人在建设共和制国家时出现笨手笨脚的现象,它是把一套设备拆分为多个零部件,如后来南京政府是创建“制度”,逐渐放开“自由”,再是建设出“宪政”,再后来是1996年的“全民选举”。

在“制度”上,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它们都有一套类似于欧美国家的架构,但就是一时半会儿运作不出英美那种政治。这就是人们的观念没获得改变、没有现实经验、没有法权意义的自由、以及建设新政治的力量没稳定的政治秩序。

共和没有达到它原有的“权力制衡”,没有稳健的政治秩序,没有实践广泛的自由选举,这就必定不会产生自由宪政,也就不会有民主。因为,革命党假如垄断了公权力,没有自由和公开透明的选举,这是不可能通向“限制公权力”的宪政。没有限制公权力,公民的私权利也就无法得到保障,所以我们常说宪政是“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公权力无限庞大,个人是无法挑战强大的国家机器,所以这时就表现为革命党的一党专制,如历史上批评的国民党一党专制。

从前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来,仅仅强调“制度”是没有用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运作政治”。观察英美国家、欧陆国家,以及拉美国家,我们可以认为一党专制的革命型政府,其出路就是“自由”,即用表达自由来提升人们的认知,促使专制统治集团放开权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政治之中。只有允许更多的人参与现实政治,分享政治权利,践行公民权利,这才能走向宪政与民主。

应该说,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府,它基本上是按照“放开自由,建设出宪政”的路线。所以,共和政体是在自由与宪政获得突破以后才被激活的。

好了,今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郭贤源    2017年双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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