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没改,新的制度运作不起来
2017-09-30 11: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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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6月1日撰写的《制度之维:改制度还是改观念》以来,我对制度的看法始终没变,归纳起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一、政治制度是重要的,但它只是一种政治社会(或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决定性作用的,更不是因政治制度而创造某种政治社会;二、人类社会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存在政治制度,中国人先后经历过2次政治制度的自我演变,1840年以后经历一次外部因素影响的“政治制度之变”;三、由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一直存在政治制度,因而所谓的“改制度”其实是改变观念,通过改变观念来改变过去那些制度的运作;四、既然是改变观念,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如何建设新的制度与如何运作新制度。

    在我看来,那些成天习惯于评论“这个制度好,那个制度坏”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去思考过“怎么建设出那套自认为是好制度”的事,也没有去想“怎么运作那种被评论为是好的制度”。他们有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即他们习惯这么表达:民主制度决定出民主,民主的前提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产生要有民主。仔细推敲他们的意思,其实可以简化为“民主要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产生要有民主”。这样的回答,说白了就是“循环式诡辩”,是一句废话。

    民主制度既然决定了民主,那么民主的产生就肯定完全依赖于他们嘴下的“民主制度”了,这是语义逻辑表达出来的基本意思。可是,当我再去问“怎么建立起民主制度”时,回答者却又说“民主制度要有民主”,也就是说要建设出他们那套“民主制度”还得先有民主。于是乎,这里就成了一个死结:到底是民主制度决定出了民主,还是民主的实施产生了民主制度?

    毫无疑问,制度决定论在这里陷入了诡辩的困境,也反映了他们没有真正的深入思考,只是吚吚哑哑学说话。在“民主制度决定民主”的人那里,他们其实是自己先假设了很多条件,设置了前提要件,比如他们只是谈论所谓的“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用对比法来评论哪个好哪个坏,进而引导大家作价值选择――选择那个制度好的政治模式。他们的思路,其实是不考虑制度的起源、制度的演变,只讨论“如何评论制度”、“选择哪个政治制度”。其实,这种思维、思路倒是洗脑术的精髓,那些营销大师基本都是这样的套路,它是故意把听众引向“价值判断”层面,让大家不必去考虑“来源去脉”“中途的变化”。

    马克思也是“制度论”者,他的思维方式是同一个模式。在马克思看来,封建社会末期通过发展商业经济,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建立自己意志的社会形态,于是有了资产阶级革命,并最后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沿着这个逻辑推理下去,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社会形态,这就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并最后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马克思是假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创造,然后根据逻辑演绎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是不关注封建社会是怎么来的,所谓的奴隶社会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原始社会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他只需要假设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创造原理,然后就可以推演出自己的结论。同理,今天那些讨论民主制度产生民主的人,他们普遍是认定“专制制度产生专制”,然后推理出那个自认为是真理的“民主制度产生民主”的结论。这种观点根本就不需要论证,只是要求大家死记硬背就好了。

     因为制度决定论的人没有去探索制度的起源,没有去研究制度的演变,所以他们就只能简单、粗暴地认定“制度决定了某某”。应该说,假如我们真的去推敲“民主制度决定民主”这句话,就不难发现这句话根本没逻辑,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话说者首先就把某个政治制度命名为“民主的”制度,然后套用公式的“制度决定论”,得出了“民主制度决定出民主”。但是,这句话实际可以简化为“民主决定民主”,前面一个“民主”是修饰制度的,后一个“民主”是某个结果。

    观念没有改变,思考没有深入,套用公式去玩“制度决定论”,这就必定要闹出不少笑话。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你们说的“民主制度”怎么建立出来?如何把现实中的政治制度改变为你们说的那种民主制度?现实的问题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眼,这是考验制度决定论者,因为这个时候是要考虑“假如有机会让你来做,你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真功夫就不能再两手叉腰说话了,就不能一个劲地说“笨蛋,民主要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建设要有民主”。

     事实上,制度的演变大多时候是缓慢发展的,后来的新制度往往与先前时期的制度存在继承关系,特别是运作层面的“观念”,在变革社会秩序时期,新旧观念存在激烈的冲突,旧观念依然以强大的影响力去影响着新制度的运转。比如,秦始皇确立帝制时,旧观念仍然是大量保留着;康有为倡导的“君主立宪”制度变法,旧观念同样以强大的影响力保留在现实政治生态中。历史上,康梁认为效仿日本那样改造一套制度,满清就可以快速摆脱列强,他们把“君主立宪制度”吹的天花乱坠,可是实践中就是这样那样的问题袭来,且最后试验遭到失败。被修饰、评论为好的事物,在实践中却不会因塑造是“好的”而立即被人接受,并试验成功。因此,那些逻辑推理的“制度决定论”,它是典型的书斋式想象,以为几个概念用逻辑推理一番就得出了结论,却完全忽略了复杂的现实因素。

    处在变革时期,新制度再怎么好,只要旧秩序旧制度旧观念仍有强大的影响力,新生的制度就不会容易产生,更不会轻松被人们运作起来。制度一直存在着,那些重要的机构也会保留下来,人们如何用新观念去修正那些不适合社会发展的制度――很多时候是原来的“次级制度”或“微观层面的制度”,这是更直接的现实问题。光会评论某个制度好或坏还不行,更该去思考如何解决具体的问题,如何把价值上的“好”输入到现实政治中,否则一切都是流于口号说教。自己的观念尚且没有改变,自己的思维尚且还是评论式的,这又怎么可能去承担着“指导老师”?又怎么可能去亲自实践?

 我们是需要明白的,甲乙丙丁式评论很容易,但轮到自己来做事时,事情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因而我们更该思考务实性的“怎么办”。

      郭贤源    20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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