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名义”普遍令人感到害怕
2017-04-11 13: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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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前,我反思教科书上的“理想”与现实社会,对那些可能让人感到亲缘的概念表示疑惑,很希望透过对这些貌似亲切的概念的思考来认识更进一步的问题。比如,我曾经多年对“人民”一词保持慎用,基本上以“国民”一词取代,而“群众”则是用“大众”、“公众”、“我们小民”等概念。在我看来,这些充满统治集团的话语权、语境的概念,它从来都是具有特殊的含义,因而慎重使用它们比较妥当。

     我惧怕“人民”,这大概还要追溯到2009年、2010年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在生活中遇到官僚用“人民”表达自己在执法,而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是如此的“非人民”。“没有选票,就没有人民”是我那时候反思的结论。在我看来,“人民”的意思要表达出来并被广泛认同,那是绝难离开他们手中的有效果的选票,否则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被掌权者尊重。再后来,我读到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对话,意识到19世纪的巴枯宁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了问题,因而他的质问让马克思无法正面解答。

    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巴枯宁看来,依照阶级论的思维,未来肯定存在一个“人民阶级”,就是假借“人民”的名义去执掌公权力的阶级,或是集团。巴枯宁希望马克思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希望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骂了一顿巴枯宁,认为巴枯宁不懂。因为这种提问和回答不是对称的,所以马克思根本就没没有去尽力解决提问者的问题。但是,巴枯宁的提问又是现实实践中会遇到的,这就需要理论设计者的马恩去直接面对,并且尽量去解惑。

     巴枯宁遇到了“打马虎眼”的对手,这是事实。不过,在这之前其实还有一个人,他的理论也同样如此。这就是卢梭及其《社会契约论》。在卢梭的构想中,他的理想国是“约定”,而约定的所有参与者是“全体人员”,由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拿出自己的全部权利,然后是去组建政府,这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认为,一个国家之内的所有人交出全部的权利,然后组建一个“集合体”的公意政府,此时的“主权不可侵犯、不可转让”,因而“公意”要求个人服从。既然公意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就只有遵从、服从的份,这样的结果就是集合体的“人民”形成“人民的名义”。也就是说,卢梭是1500年以后西方国家在封建制解体时期第一个公开主张“人民的名义”的人,这种以塑造集体的、抽象的“公意”之理论,它本质上是纸上谈兵的,却没有考虑现实操作性。

     纸上推演的理论如何在现实中实践,这曾经是西方政治理论的一大困难。不过,它很快就有了解答,这就是列宁,列宁把卢梭、马克思的抽象理论用于实践,他所找的“实践主体”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列宁看来,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太宽泛了,缺乏具体性,因而在实践上会遇到困难。用“先锋队”代替一个宽广的阶级群体,这就可以确保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现实性操作。但是,抽象的理论一旦运用于实践,它的问题就必然会遇到。比如,作为一个社会多数的阶级之所谓“无产阶级”,它所包括的人员是泛大众的,那么这个广泛的阶级群体的成员肯定要比“先锋队”要多得多,这就意味着“先锋队”是剔除了“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成员。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成员已经削减了,那么这部分的“先锋队”,他们的权利是否会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发生变化而改变呢?在历史上的实践上,列宁显然是突然扶持了“先锋队”的自由和权利,并且让这部分人突然被拔高到绝对的位置。

    事实上,无论是卢梭,还是后卢梭们,他们假借了“人民”,并且塑造了一种“人民的名义”。这种“人民的名义”,就是“公意”或“多数人的意见”。比如,卢梭表现为“公意”,马克思表现为“多数人的意见”。但是,不管是“集合体的公意”,还是“多数人的意见”,它们的本质都是集体主义的意识,就是透过一种“多数决”来压制个体、少数人,进而产生人为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一旦运作起来,掌权者就非常善于去煽动仇恨,并且极度喜欢用“多数决”来否定乃至剥夺个人、少数人的权利与自由。法国大革命开始,以“平等”为号召的平民群体,它就是一种剥夺少数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革命行动,因而也就产生了众多的历史悲剧。

     以法国大革命以后发生的历史现象来观察,我认为“以人民的名义”发生的政治行为,它绝大多数是专制、侵权、腐败、堕落、肮脏、恐惧等代名词。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上演,它所表现出来的“专制”,就是假借“公意”去剥夺、侵害某些个体的自由、权利,乃至生命。而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某些掌权者,他们的生活堕落、他们的腐败,他们所做出来的肮脏举动,他们制造的恐惧行为,是直接地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的互害模式”。但是,制造悲剧的施害者,他们却用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概念,即“革命”,以为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侵害行为变得高尚与伟大。人类历史的悲剧,正是卢梭主义的浪漫情怀演绎的,它把“公意”挂在嘴边,任意对个体进行凌虐,把侵权当做高尚,把罪恶打扮成伟大。因为这种颠倒,所以整个社会的秩序、规范就遇到了冲击,它破坏了传统的美德,改写了人类的普遍性正义观。

      毫无疑问,“人民”是抽象的,它所塑造的集合体的“公意”也不代表掌权者、执法者的“私人行为”。最接近于“公意”的地方,它应该是公开透明的议会/国会,那里的议员是经过公开、公正选举出来,是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代表,由他们在国会(或议会)中反映所代表的地区及所在阶层的心声,从而达致出某些个“民意”出来。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认定那种“民意”可以获得绝对的、排它的权威,它必定是要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郭贤源    2017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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