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验:五权制的政治转型
2017-06-12 21:51:15
  • 0
  • 1
  • 38
  • 0


   接着“制度之维”分析,本文将分析中国晚清康梁“变法改制”话语体系主导的政治实践――主要又以共和政体的政治实践为素材。这次的分析,它是重点对目前重复晚清时期的那套“唯制度论”的问题展开,分析试验的孙文“五权制”,以便让我们更清晰的认识问题。

      就内地现实来看,热衷于民主的人,他们普遍地以“民主制度”作为开口闭口讨论的重点,以致绝大部分人一说到民主,他们立即就是转移话题到“民主制度”,并千篇一律地指出“就是要有民主制度,有了民主制度就有民主”。然而,有意思的是,“民主制度”虽然被广大人反复提及,但我曾经试图去询问过很多个人,他们的回答却是“仁者见仁”。换句话说,现在流行于内地民间方面的“民主制度”,它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内涵。以如此模糊不清的话语谈“民主”,这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反映了内地民间方面的认识不足,他们还不足以承担历史的责任。


              民主制度论反映的问题

  从“概念史”来说,现在流行于内地的“民主制度”,它是有一个演变过程,它主要反映的是49年以后的政治话语体系,即马列集团下的政治话语体系。这个所谓“民主制度”,我们不见于晚清康梁派,也不见于民国大陆时期的政治话语。假如我们用放大镜去看那时候的著作,要找到目前流行的“民主制度”,这也是大海捞针一般。

     以目前开口便是“民主制度”的人来看,他们普遍地认为,民主制度是获得民主的根本,有了民主制度就可以实施民主。这种看法作为观察现实中的欧美国家来说,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若放置在转型时期的大环境,这种观点就太过于粗枝大叶了,甚至不具有现实参考性。比如,我们去对“有了民主制度就可以实施民主”这种观点去做一个思辨分析,这里就存在语义逻辑的悖反现象,即如果民主是有了民主制度才能获取,那么没有创造出民主制度之前就意味着不能有民主的元素;那如何建立民主制度呢?谁去创造这套“民主制度”?以及创造民主制度的人或团体是否会走向专制?

    毫无疑问,以民主制度是获得民主的前提条件这种观点,它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很容易走向创造新的专制――创制他们所谓的“民主制度”的那批人将可能专制。因为,民主在西方不是依赖于民主制度而出现的,而是平民、妇女等群体通过漫长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结果。一般来说,英国是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才逐步走向民主政治,而之前是精英政治;美国是南北战争以后才逐渐获得民主政治,之前是精英政治。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奇怪,英国、美国在之前就有选举呀,怎么那时候不是民主?假如以“选举”作为裁判民主的标准,我们就会更加困惑,因为西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存在选举,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由7大帝选侯选出来的――多次进行选举皇帝。换句话说,选举是西方政治社会的传统,它不宜作为裁判是否民主的标准。

    即以“民主制度”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的人把欧美国家的所谓“三权分立”当做民主制度,有的人把“一人一票”当做民主制度,有的人把操作选举的一套规则称为民主制度。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民主制度,但这民主制度究竟如何催生民主,这倒是没有多少人论述过。也就是说,那些认定“先有民主制度,后有民主”的人,他们其实是含糊其辞的说教,并没有具有的可行性方案。

               五权制及其运作模式

  南京政府依据孙文主义的学说进行政治重建,这可以说是抛弃北洋政制。虽然在政制方面是另起炉灶,但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在政治运作层面却存在很多的延续,比如议员的官僚化。在中国这种帝制社会影响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要想把“任命制”转向为“选举制”,这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得了的。

  从政制架构来看,依照孙文设想的五权宪法,它是五院,即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法院和考试院,国家元首是总统。就五院的关系来讲,它是遵循了晚清时期康梁的那套“变法改制”思路,就是把政府机构重新组合,划分出五大部分。其中,立法院是议员立法的机构,行政院是执法的机构,法院是执掌司法审判的机构,监察院是监督行政院的机构,考试院是选拔官员的机构。五院的关系,它是符合孟德斯鸠的“分权”主张,却没有英美那种权力制衡。在实际操作层面,立法院的议员是该选举产生,行政院长是总统提名,监察院院长、考试院院长、法官皆是总统提名,总统则是选举产生。因此,中国的这套“变法改制”的官制,它更多的是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而没有美国那种权力制衡的做法,这也突出反映了中国的帝制元素。

    应该说,孙中山的五权制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制度设计,他把自己认为中国较好的机构和欧美的机构结合起来,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顺延一下,南京政府的隐性政治语言是实用主义的,因而胡适先生从杜威那里学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当时可谓是暗合,具有很大的市场。实用主义的五权制,它的问题,突出在实际运作层面。在国民党遵守孙文的三阶段建国路线时,蒋氏父子长期是处在军政、训政的阶段,政治并没能步入宪政阶段,因而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遇到选举政治的冲击,只是延续着帝制时代的“任命”,把选举制当做辅助工具,以便为政府寻找合法性。

    从1927~1987年的政治经验来观察,国民党在政治上其实是做了两件事,一是创设宪政秩序,二是民主化铺垫。宪政秩序,它主要是创制五院制,指定五院制的宪法。根据英国宪法学者白哲特的观点,他认为宪制中存在两个部分,一是尊荣的,一是有效用的。政府的尊荣部分是带给它的力量的依据。但是,以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社会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人们心中是严重缺乏“尊荣的”,人们只要不认可皇帝,那么就会站出来反抗之。在这样一种文化影响下,孙文所构想的“五院制”,它的力量就不是来源于“尊荣的”部分,而是来自于革命集团的强行植入并迫使大众遵守。因此,从创造制度或设计制度的角度来分析,唯制度论是具有专制潜意识的,它的隐性语言就是强制。

             五院制模式的政治转型

   根据现在流行的“民主制度”论来分析台湾的经验,我们就会感到困惑:台湾的民主制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呀?它是突然横空出世的吗?

     显然,依照流行于内地民间的“有了民主制度,就可以获得民主”说法,我们无法去理解处在变革阶段的问题。因为台湾的制度并不是突然建立的,而是经过缓慢演变出来的,可以延伸到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植入,甚至某些规则、习惯还可以延伸到日据时期。具体地说,台湾的政制是国民党依照孙文的五权宪法学说建立的,由败退台湾的国民党确立的。从五权制来说,它是权力分立而不制衡的,由国民党以“训政”或“戒严”的名义单独掌控公权力。同时,国民党又在训政时期(大陆)、戒严时期(台湾)推行了一些“民主化”措施。台湾能够实现稳健的、良性的政治转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化”起到的作用。

     根据美国政治学学者蒂利的观点,他把“民主化”归为这么四个要素:广泛性、平等、保护、相互制约的协商。广泛性,就是指非常广泛的人们参与政治;平等,是指公民范畴的极大不平等发展到广泛的平等;保护,它是指从很少到很多的防止国家专断行为的保护;相互制约的协商,它指从没有制约的或极端地不对称的制约到相互制约。以台湾的政治经历来看,1949~1987年可以被视为是“民主化”的过程,它包括50年初就允许的地方乡绅参与选举、50年代初推动的金融改革和土地改革、社会政策注重收入的均衡、70年代的放宽言论自由,以及70年代允许许信良等反对派参与选举,等等。正是这一系列的民主化,使得台湾能够在70年代后期逐渐扩大到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对话,并且以这种形式来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应该说,一党下的五权制是偏重创制宪政秩序――遵循孙中山的建国路线,但这个时候并不民主,顶多是具有“民主化”的特征。那么,台湾的政治转型又是如何在五权制下获得民主的呢?是因为某些人所说的“民主制度”吗?答案显然不是。台湾的民主,是通过体制外长期争取自由获得的,这个争取自由又是在肯定现有的宪政秩序这个大前提下进行的,把宪法中肯定的自由与权利争取过来,否定统治集团的某些不符合宪法的规则、临时性法案。通过持续性的争取自由,蒋经国决定废除“戒严令”,多数的台湾人获得自由。获得自由的权利以后,这就有了民进党等反对派对国民党的权力制约,这就出现了权力制衡,并激活了原来缺乏权力制衡的五权制。再到1996年,国民党及其党主席决定在台湾实施全民选举,这就初步实现了全民的民主政治。因此,台湾的政治转型,它的经验并不符合“有了民主制度就有民主”,这种说法在政治转型期间是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结论

 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政治学研究不够,特别是对经验的政治投入不多,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政治是经验的”原则。政治学原理运用于现实政治,这绝难离开经验的政治,而不是海阔天空的、理想化的口号。因为“要怎么样”和“怎么样”是不同的,“应该”或“应当”是现实操作的方向,而经验是可行性方案的参考。神化民主制度,把一切问题推给现实制度,却不去探讨变革时期的细化性内容,这是不负责任的。

              郭贤源   2017年6月12日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