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制度论”是潜在的专制意识
2017-06-08 19: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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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上一次的《制度之维:改制度还是改观念?》思路,我将在本文继续深入思考制度的问题,特别是制度的演变过程。不得不说,我是批判“唯制度论”的,对过去10年的所谓启蒙及其启蒙者做一次反思,也把目前依然盛行的“制度论”与晚清民初的“立宪论”作一次比较。透过这些思考,我想进一步提醒自由民主的爱好者们:如何改变才是重点,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应该说,制度论是中国人的惯性思维,人们很容易被“制度论”牵着鼻子走,认为改变了制度就可以快速解决一切问题。比如,时下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他们把社会发生的问题都归为“制度”,进而指出“改为民主制度就解决了”。在制度论者那里,只要有民主制度就立即可以获得民主,只要有民主制度就立即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只要是民主制度就可以增加几倍的收入……与制度论相对的,目前是那种鲁迅式的“国民素质论”,在这种人眼里,国人的素质太糟糕,只有鞭子才能起到作用,或是这种国民素质的人就活该被奴役。两种观点此起彼伏,互相攻击,但两种观点的相似性却极少被人所“发现”。

     如何提升我们的认识,这已然是当今最该思考的事。假如我们依然停留在晚清民初时期的认知与思维,那么我们如何去扭转?又如何去建设新的政治秩序?如此低级的认识又怎么有能力去承担重建家园的责任?

     1、马英九的趣事

   马英九在参选2008年总统前夕有提过一个很诱人的竞选口号:马上就好!这个口号在当时算是结合了现实的时局,打动了经历了陈水扁8年经济低迷的台湾人。在“马上就好”的煽情下,马英九高票当选,迎来了台湾人极其期盼的政治氛围。

    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马英九上任不到半年,由美国引出的一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发生了,台湾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经济低迷,加上民进党等反对党的制肘,台湾的政治生态很快步入持续恶化的状态,以致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对马英九感到不满。2014年,台湾选民用“九合一”大选的机会把马英九及其国民党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国民党在“九合一”大选中败得很惨,马英九不得不辞去党主席,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局面,马英九还是人生第一次。

    而且,“九合一”大选结束后不久,台湾就开始预热2016年元月的总统大选。民进党和国民党在整个的2015年就是来回冲杀。马英九的执政被反对党拿出来讨伐,蔡英文和民进党时不时搬出马英九来提醒台湾的选民,于是马英九就在2015年下半年出现了民调极低的现象。为了羞辱马英九,某些人甚至扒出马英九当年羞辱陈水扁的话来,示意马英九该考虑辞职。马英九尽管民调如此低支持率,可他仍然要给自己找台阶下,表明自己的政绩还是很可观的。不过,台湾人不买账,这就促成了蔡英文在2016年1月高票当选,民进党也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上占据绝对优势。

   从“马上就好”,但国民党在“九合一”大选上失败,再到2016年国民党在立法院和总统大选上演大溃败,马英九当年的“马上就好”不可谓不讽刺,甚至可以说,国民党的大失败与马英九有直接的关系。

 2、晚清民初的经验

  不惟马英九的趣事,在晚清民初的时候,中国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也上演了一场闹剧。剧本的主角是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和革命派的孙文、章太炎等人。

  在改良派一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断撰文告诉大家,“只要清廷皇帝采纳变法,效法日本,中国就可以快速走向富强,摆脱东西方列强的侵略”。“立宪”就是康梁不断叫喊的口号,所谓“立宪救国论”就是主导社会舆论的思潮。而且,这股思潮不但主导了社会舆论,还真的诱导了满清政府,即慈禧太后在“日俄战争”以后接受改良派的观点,确定了晚清最后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预备立宪”政治举措。清廷推行“预备立宪”几年后,满清于1911年下半年被推翻。

  与康梁的“立宪救国论”相似,孙黄革命派则提出“革命救国论”,孙文、章太炎、汪精卫等革命党人的言论不断告诉大家,“只要革命推倒了满清,中国很快就步入民主政治”。按照革命派的舆论,革命成功之时,就是中国迎来共和、民主的时候,也是中国走向国际主流社会的开端。而且,在革命派看来,中国一旦加入了欧美世界大家庭,中国很快就会与欧美国家平起平坐。但是,辛亥革命基础上建立的中华民国及其政府,革命派不但没能兑现事前的承诺,反而让中国走向了政治失序的状态,后再经新文化运动打乱文化秩序,以致辛亥革命百年之后仍然重复着晚清时期的历史。

  3、唯制度论的可能问题

    现在大谈特谈“制度”的人――唯制度论者,他们是否会重演马英九、康梁、孙黄章的历史,我目前不太好下结论,至少不敢打包票说一定会重演。但是,透过“唯制度论”反映的问题,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制度论者总是告诉大家,“人是不可信的,唯有制度才能让人变好”、“只要实行民主制度,民主就来了,民主有了,现在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制度论的问题,这是透露了很多个,认识这些问题并逐渐改变这种定向思维,目前是很重要的事。那么“唯制度论”主要有哪些问题呢?我的分析有如下:

  a.重演晚清的急躁历史

   制度论者是急功近利、急躁的心理,这是我最直接的感受。在这种“唯制度论”者那里,他们认为一切的问题在制度上,因而认定只要改变制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比如,晚清时期的康梁认为用“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就可以让中国摆脱列强并让国家走向强大。再如,现在内地的一种主流的观点是“只要换上一套叫做民主制度的制度,中国人很快就步入民主政治,人的收入也快速提高几倍,人情冷漠的路人也会帮扶老人孩子受难者……”民主已经成了包治百病的神,它一旦来了,什么问题就自动消解,这大概是“民主制度论者”传得最神的观点。

  b.肤浅而又故作高深的矛盾姿态

    大谈“民主制度包治百病”的人,他们其实是肤浅的,也隐含了对大众玩“故作高深”的姿态。他们看似讲得简单――有了制度就解决一切问题。其实,在这里他们是“故作高深”的样子。比如,他们可能会嘲讽某些人,“你懂不懂呀,只要有民主制度,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在潜意识里,唯制度论者对某些大众,这就暗示了这么一句话: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都不知道,只要换一套制度就解决了嘛!

   但是,这种“唯制度论”又的确是很肤浅的,他们把一切问题归罪于制度,却不会去考虑制度的来源――制度的起源与现实使用的制度的来源、制度的演变和制度的生成。比如,人们可以这样去质问“唯制度论者”一个问题:怎么获得你说的那套制度?

  假如这个时候你依然只会说,“要改一套制度,改了制度就好了”,听者会不会觉得这是答非所问呀?人家问你怎么获取你说的那套制度,你回答的却还是口号式的“只要改变制度就好了”。这种不能回答提问者的现象,它突出反映了“唯制度论”的喊口号现象,就是他们不知道或没有去想怎么建设制度,只是死记硬背说那句口号。也就是说,如何从现实中的制度改造成欧美国家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的演变,绝非天外来客。制度不是横空出世的产物,它具有自我的渊源与演变轨迹,这就使得我们不能空喊口号,不能用“要改制度”来代替“如何改制度”。事实上,“要改制度”只是愿望的目标,而“如何去改”则是考虑现实的问题。愿望是一码事,现实是另外一码事,怎么衔接它们又是一码事。

  c.无视或忽略现实的制度

    “唯制度论”的人,他们还有一个隐性的语言,就是他们往往无视现实中的制度,并且忽视了制度的演变。或者说,制度论者是评论式的思维,就是喜欢用一套价值判断的“好、坏”去评论制度,却不会去分析制度的来龙去脉,不会去考虑如何改变现实的制度。他们简单而粗糙地去评论制度,并把社会问题全部推给制度,从而渲染一种情绪――全面讨伐万恶的坏制度。

    事实上,假如制度是一个事实存在的东西,那么评论制度好坏就必须借助比较,即通过对比不同的制度来获得制度是好是坏这样的结论。而且,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物,它本身就含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中性的一面,而好坏只是多少的程度问题,却不是有无的问题。因此,那些叫喊“好制度”的人,这里本身就隐含了很多个条件,特别是容易陷入自我假设前提条件。

    专制的制度,独裁的机制,极权的制度,它们是一种客观存在物,那么它们的好坏就只有在比较欧美国家的“分权制衡”的制度以后才能得到“好坏”的评判,且“好多少”“坏多少”是在比较中获得的一个相对感受。同时,我们还需要去考虑如何在政治秩序、中西文明之下建设新的制度,即如何把专制的制度改变成分权制衡的制度?

   d、改制度是非常艰难的事

   与“唯制度论者”不同,我在观察中外历史时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改制度才是最艰难的事,它是攻坚战。在改制度之前,人们必定离不开改观念,并且透过缓慢的改观念来改制度。

    制度的演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制度的生成也是一个缓慢的改变过程。以中国文明来说,从商周以来到20世纪,中国人对制度的大改动也只有几次,一是西周初期确定一套封建制度,二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确立帝制,三是孙文等革命党人在中国引进欧美国家的制度。换句话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人真正对制度作大的改动只有这么几次,这完全可以看出改制度的难度,也就是我先前所表达的“改观念很难,而改制度比改观念还要难。因为制度是透过观念来改变的。”

    现在,大谈特谈“改变制度,只要改了一套民主制度,任何问题随之解决”的人,他们显然是夸大其词,甚至可以说是夸夸其谈。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改变制度是攻坚克难的事,在人们的观念没有改变之前,在全社会没有形成改成什么制度之前,直接冲着制度去改的人,他们必定要遭到巨大的反击,以致改制度可能陷入失败的结局。

 e.唯制度论者可能是潜在的专制者

  我认为“唯制度论”可能是专制的,这不是偶然的感觉,也不是丑化“制度论”,而是根据中国和欧陆的经验来归纳出来的。

  在中国,战国时期的法家显然是“制度论者”,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法家代表,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政治理论家,他们的言行都离不开“管控”,就是试图通过建立一套制度来管理、控制大众,以便能够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在这种“管控论”思维上,大众就像是围棋上得棋子,每个人都在棋盘上被定格起来了,这也就是商鞅的“牧民”。

     制度论在中国是法家的专制,在欧洲大陆也上演了“管控论”悲剧。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这些被理性主义哲学影响的国家,在理性主义改造学说的影响下,革命团体不断通过控制国家权力来控制、管制大众,而大众却被“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最后是平民群体借助“革命”“平等”“天赋人权”等口号来掌控国家权力,并在夺得权力以后实施对社会多数人的控制。理性主义体系认为,改造一套制度,让被思想家发明的具有“真理”权威的制度来管理大众,这就是社会进步,就是实现人人平等。但是,制度经过平民革命以后,夺得国家权力的平民群体并没有让制度变得更加人性与良性,反而是释放了兽性,是平民群体不断走向专制高压。而且,平民群体驾驭国家权力的能力越大,专制能量就越大;平民群体驾驭国家权力越弱,专制能量就淡薄。

        4、结论

  唯制度论不能避免专制的出现,历史已经在过去上演了。今天再次高喊“制度论”的人,他们是否会重演,这也是没有百分百证据的。在“制度包打一切”的论说者那里,他们其实没有真正去考虑如何改变现实中的制度,只是只要叫喊口号。

    制度的演变、生成,它绝非偶然发生的事,而且又一个缓慢改变的过程。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宏观的制度会通过微观上的、局部的制度变革来推进,而缓进的制度变革在某个时候又会引爆更大的制度改造。英国在光荣革命以后的制度变革,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郭贤源   2017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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