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谈些具体问题,多想如何解决问题
2017-09-29 18: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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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个月来,我对“制度论”作了一番比较详细的分析,在分析制度的起源、演变和新生成的过程中,对“制度决定论”(制度论)的批判就几乎有了一个系统性的阐述。批判制度论,是因为我感受到人们的普遍浮躁和偏见,他们习惯了一种思维,把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概归为“制度”,从而得出固定思维的结论――就是制度导致的。因为这种认识的思维已经固化了,所以制度论者总是开口闭口讲“制度”,认为改变了制度就很快、立即可以解决问题。

     制度论显然是夸大其词了,他们除了延续着晚清康梁以来的“制度话语体系”外,在实际的认识层面好像并没有什么进步,既没有细化分析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也没有正视康梁以来的“制度论”指导的多次实践。比如,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今天的诸多问题,难道不是先前的“制度决定论”指导下的结果?那些批评南京政府的一党专制的言论,难道没意识到南京政府的指导思想恰好是“制度决定论”的?

    习惯了开口就甲乙丙丁式的批评的人,他们大抵是“批评高于分析问题”“评论优于分析问题”。在这种思维影响下的人,他们是喜欢用一套价值体系去现实(事实)进行评论,把人们引入情绪渲染的思路,或是引导大家往“怎么看待”的思路上,却不想让人去思考“前因后果”“为什么是这样”“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眼里,如何评论、评价比该怎么解决问题更重要,甚至他们有时候是不希望大家知道怎么解决问题、问题怎么产生的。因为,假如人们知道了问题的本源和怎么解决问题,那么他们那套鼓动情绪的做法就没有什么人盲目跟风了,更不会有崇拜偶像那样的高涨热情。“我都知道了根源,也知道了怎么办,还容易被你鼓动的对立、仇恨情绪所诱导吗?”这是一个现实的事,更是人们的思维、思路引起的不同路线。

    中国人有这么的俗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是说我们每个人做事要注意从小事做起,先努力把小事做好,通过做事锻炼自己的能力,摸索经验,而不是小事不愿意做,整天给人一副只做大事的印象。小事不愿意做,大事又做不了,这“扫天下”的雄心虽难得,却终究是空谈,也是误事。假如我们能够从小事、点滴开始做起,这就不至于沦为“缺乏锻炼,没有经验,没有能力”。所谓遇事冷静,沉得住气,这往往是因为先前有经历诸多的考验,所以才有不慌不忙的气度。

     然而,中国人又是急躁、急功近利的,人们习惯于两种极端的思维。比如,忍要忍到无耻,狠要狠到无情;要么忍受被奴役,要么选择暴力;在上司面前装孙子,在下级面前做老爷……这种极端化的表现,使得中国人往往缺乏定力,没有稳健的平常心,喜欢一个人时把那个人吹的天花乱坠,厌恶一个人时则竭尽全力讨伐甚至落井下石,如文革时代批斗会上经常上演的这类剧目。浮躁,这就容易被某些人鼓动,那些激情澎湃的语言,往往会把急躁、急功近利的人引诱过去,他们利用这些人的情绪不稳定心理,从而达到借用他们的盲从现象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引诱者那里,他们可能知道问题的根源,但他们却不会去告诉大众;他们也可能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但他们不会把真实的方案说出来,只是要利用“理想”去俘虏庸众。勒庞的《乌合之众》,里面有众多的现象分析,他把群众心理、英雄心理、盲从等现象做了深入的剖析,指出英雄/头领是如何利用群众心理的。

     回到我们的现实,这就是大众的需求和政治人物的需求。对大众而言,他们其实想的很简单,只要自己的生活获得改变,只要生活能变得越来越好,他们就觉得可以,至于那些海阔天空的大理想、大事业、大学问,他们可能根本没兴趣。比如,你用理想国的一套说辞跟他们讲,希望他们追随着你的理想,可是他们大多毫无兴趣,因为那些遥远的理想对他们来说太不现实了,如果你说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提升他们的收入、满足他们的正义理念,他们就很容易接受并认可你。

  从这样的现实性来讲,现在很多内地人过于把目标放在大话题上,喜欢谈大方向,却极少去讨论“怎么做”“怎么解决问题”。如,所谓的启蒙,那些启蒙大咖很久以来都是讲民主的理论,讲民主怎么好,讲制度,讲文化,讲人性好与坏,可是这些话题各个都极其庞大且复杂,学界都很难获得相对接近的意思,这就根本不可能是三两句话可以说得通的。既然争议很大,所谓的启蒙者又参差不齐,这哪里是可以胜任的事。大方向就必定涉及到范围广阔的理论,因而简单的结论――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等,这是根本没办法解惑的,反而容易诱导人们走向思维单一化,也就是不自觉地培养了“极端”。民主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它至今在西方学界争议不休,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看法,因而试图想在大陆地区实现统一的学说,这不但不现实,反而显得滑稽。以英美国家为例,其民主(代议制民主)是自由宪政的产物,是社会发展以民权逐渐扩大而获得的。这种民主的发展历史,它就完全不同于整天讲“主权在民”“人人平等”“选举”“制度”等说教。至于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这涉及到的范围就更大,学术界尚且没有形成排它性的结论,所以这种认定某个制度就决定出民主,或是认定文化决定了制度,都是一种视角而已,不宜过份偏信偏听。

      在现实中,我们的确很多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是用“大话题”的制度论、文化论、经济论、民主论可以轻松解决的,而是需要把问题细化分析,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案解决,而不能用“制度”一概而论。因为,制度是一个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诸多方面,它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法律的、军事的等等,且每个分支的制度又包括了更小的制度、规则、规范,所以把问题全部推给“制度”或“政治制度”,这是以偏概全,还是急躁的认识。问题一出来,马上就是“制度”“政治制度”,这就容易走向极端,因为有些问题可能是经济层面的事,有些是偶然发生的,有些是人性层面的。假如不加区分,一味地归为政治制度,这势必导致整个社会更加茫然、急躁和情绪化。

     即便是我们所讲的政治制度,这里同样要细化分析,通过分析去思考“怎么办”“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只顾着“评论制度是好是坏”或“发泄情绪”。不去思考怎么解决问题,总是渲染情绪,把人们引入到评论式语境氛围之中,这是回避问题,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认识。

 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去探索问题的根源,问题在发展中的因素,然后再考虑一套如何处理好的方案。谈具体的问题,这还要涉及到发散思维看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粗暴的、武断的做法,而是需要考虑人性、良知、正义和利益的因素。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就会催生思维的开阔、思想的多元和表达的自由,否则一切都是老样子。没有这些变化,没有通过这些变化来培养更大改变的环境,试图急躁的换一套制度来解决问题,这终究是徒劳无功的,也是很容易走向新困境。

    多谈具体的问题,多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这是当下最该注意的事。沉迷于谈大方向大框架的人,假如不明白怎么解决遇到的问题,那么“大方向的理论”就没有实质性意义,若长期不改变这种做法,最终还是会落入俗套――流于“口号”这种形式。具体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谈大方向的话题就不免脱离现实;小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又怎么可能轻松去解决大方向的问题?因此,人们不仅是要考虑方向,更是该考虑“怎么解决”具体的问题。

       郭贤源   2017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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