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下,国人是如何认识制度?
2017-06-11 18: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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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制度之维”的话题,以1840年以后――特别康梁维新变法以后,中国人迎接“中西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制度论”及其实践,做一次经验的归纳。

  以我的观察来说,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其政治秩序的重建至今还在路上。晚清以来的“大变革”与春秋战国时期又具有诸多的相似性,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是法家式“变法改制”思维主导了,晚清的康梁拉开的中西政治秩序融合也是“变法改制”思维的。而且,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法家的“变法改制”就是激进的代表,这与英美模式的渐进式、缓进演变是存在巨大的差别。换句话说,晚清时期的社会不断走向激进,并发展到20世纪的激进,它很大部分因素可能就是法家的“变法改制”路径导致的,是这股思潮与政治习惯被不断助推起来,以致最后上演了20世纪中国的大灾难。

    从“制度”的演进来讲,晚清时期的康梁变法是“变法改制”,它的思路是延续了战国时期法家的路径,就是突出表现在“改官制”。但是,制度的变革是不是突然创造出来的?新的制度能否“空降”?以及通过君主权力来拔高一套制度,这是不是间接助长君权?为着这些“制度”的演进,我试图去透过历史来分析,并且希望这种总结能够有助于当前大陆的形势。


          “制度”的一些基础

  现在大谈特谈“制度论”的人,把一切问题推给制度的人,对“制度”的理解可能存在着自己的观点,有的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理解。为了很好的说明问题,也为了避免因“制度”内涵而争论不休,我觉得我必要把自己所理解的“制度”陈述一下,即我所理解的“制度”是:制度是一套宽广范围的社会规范,它包括官制(政府的机构)、规章、法律法令、惯例、宗教规范、礼仪规范、习俗等。由复杂的规则形成一个体系化的社会规范,我认为这是宏观政治社会的制度。当然,由于人们的某些约定俗成,我们很多时候理解的“制度”其实偏重在“政治制度”,也就是一种维系宏观政治社会的“纲架”。

    假如制度被约定俗成为“政治制度”,那么这里就几乎是专制宏观社会的“大制度”了。比如,中国周朝的封建制、秦始皇开创的帝制;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不规则的制衡制度”、中世纪的封建制和英国开创的“宪政制度”。但是,政治制度显然是被简约化了的“制度”,它可能突出表现在“官制”和运行官制的“游戏规则”上了,甚至可能包括了一些政治哲学。

    不过,政治学可以分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前者主要表现为实证主义,是用分析法去研究,也就是研究“实然”的部分;后者主要表现为政治理论,它是思想的范畴,也就是“应然”的成份。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这是政治学跳不出去的内容。因此,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人们很多时候的争论,其实是讨论不同的东西。比如,我们分析政治制度是怎么演变的,它很大部分是针对“实然”,不是价值判断,也不是“应当怎么样”。

     政治制度与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它会表现为“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但是,很多时候在改变制度的时候,“应然”“应该”“应当”是理想化的,它可能并没办法实际操作。因此,如何以现实主义、经验主义的思路去改变制度,这是英美模式和欧陆模式的分野。


            春秋战国之变与晚清民初之变

   晚清时期,康梁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变革之路,他们依据中国传统的思维,效法历史上的“变法改制”,向清廷皇帝上奏“变法”,指出“再不变法就要亡国灭种了”。他们根据自己所了解的一点日本、俄国的介绍,大胆地提出学习日本的“变法”,并许诺“不用10年就可以富强”。

    康梁变法是以法家那种“变法改制”为指导,他们把“改官制”作为改变制度的重点,认为搞了立法权的“国会”,皇帝继续执掌权力,再颁布宪法等法律,就基本上达到了他们想象中的“三权分立”。而且,康梁特别强调“开国会”的重要性,认为开国会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立宪政体”的国家的重要标准。康梁以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它们有“开国会”,而国会是“下达上听”的依据。

   沿着“改官制”的思路,晚清康梁塑造了一套新时期的话语体系,即“立宪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它实际上是把战国时期法家的“变法改制”作了一番新时代的包装。他们是把“改制”换成了“立宪”,而战国时期的法家则是“变法”。但是,在现实操作层面,法家和康梁是一致的,就是通过“改变法律”来改变官制、规则形式。

    春秋战国之变与晚清民初之变,观察它们的外在现象,我们是可以看到它们的相通之处。以法家的语言、思维和经验来说,法家在中国文化的政治语言就是激进派,这套隐性的语言势必要引发整个社会秩序的震撼。因而我们从春秋战国和晚清民国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震荡来说,这是相似的。而且,以春秋战国的政治秩序出现大变化大动荡大调整来说,中国在那个时期花了近500年――从齐桓公到汉武帝。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中国在春秋战国时候发生的政治秩序大变革,它还是华夏文明内部的变动,是华夏文明由封建制向帝制转向。

    以华夏文明内部的政治秩序发生大调整用了500年左右的时间来讲,中国在1840年以后上演的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国人就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更别想10年完成――康有为当年上奏光绪帝的许诺。从历史经验来说,中国人在1840年以后的中西文明融合试验,这可能需要200多年以上的时间,而不太可能像康有为梁启超说的那样――改一套制度就可以了。比如,中国政治文化是没有选举的,中国政治文化是没有权力制衡观念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心理是圣人明君贤相,等等。


           康梁开启的“改制”及其经验

   正如我在前面所言的,康梁是重演了战国时期法家的路径,因而康梁变法以后的中国不断走向激进和动荡,并上演了20世纪的巨大灾难。以康梁的“变法”来说,从1898年到1911年,晚清只存续了13年,而康梁变法以前的满清却长达58年(1840~1898年)。这种比较与思考,我们不难看出康梁以法家的“变法改制”所催生的作用。因此,我先前在很多地方说到,中国人在20世纪不断走向激进,其根源不是孙黄革命党,而是康梁变法派。

    康梁是依据法家的经验、思维对帝制的政治进行变革,即“改官制”。但是,改官制和制度改革毕竟不是等同,改官制只是“制度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宏观的政治社会来说,帝制的政治制度是皇帝的统治,即中央集权、皇帝独断、官员任命、皇帝言出法随。皇帝驾驭中央和地方的一切权力,这就是一个权力独尊的问题。然而,从欧美列强国家的政治形式来看,当时它们是宪政秩序的政治,即权力以分权与制衡的方式运作,还透过公民选举来选择议员和行政官员,另外地方是自治的。换句话说,康梁仅仅从“改官制”来推动制度改革,这其实只是跨出了一小步,它距离欧美国家的政治模式还相当遥远。而且,即便是康梁的“改官制”,皇帝的权力仍然是独尊独大的我,这就必定要导致这种改官制流于形式,而不是像英国、美国那种“权力既分权又制衡”的官制度。

     另外,由于中西方文明的不同,中国的帝制是存在它的政治文化、政治规则、惯例、习俗、思维的,因而中国人要真正去运作英美的那种自由宪政的政治模式,它就绝不是进口一套“官制”――中国版的“三权分立”――可以轻松解决的,却是需要把西方的政治运作规则、思维、法律法规等均进口并实践。换句话说,晚清时期的“预备立宪”也好,民初的“北洋政府”也罢,它们都是属于进口一套表面形式的“官制”,因而民初的制度移植并不顺利。在那个时候,包括上层群体在内的广大的中国人,他们的观念、惯性思维、惯例等都离不开帝制,因而即便把一套看起来是英美国家的“官制”进口了,但要让他们操作,其实践结果也仍然是难以脱离帝制时代的现象。

    再以革命党人的孙文来看,他“兄弟我发明”的一套五权宪法(五权制的官制),看起来是中西方融合,但它的官制之间是没有权力制衡的,仅是“分权”状态。而且,由于革命党人以单一的革命团体驾驭整个的政府公权力,以及设置了言论自由的限制条件,因而根据孙文主义的革命学说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它在一定时期是专制的――这个问题我在以后会详细分析。五权是分立了,但五权没有权力间的制衡。同时,运作五权制的南京政府在思维、观念、习惯等方面还保留着大量的帝制元素,因而这个时候的南京政府是不太可能与英美国家相近似,倒更多的是接近于帝制时代的诸多现象。


               结论

   制度是相对稳固的部分,以中国3500年的文明史来看,中国政治社会发生三次大的政治制度的变化,且第三次还在路上。以晚清以来的经验来看,突然空降一套制度,这不但不能有效的运作,反而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动荡,并引发了更大的激进。

    一般来说,制度是缓慢改进的,它是官制作为实体,运作规则、思维、习惯等因素作为实际操作的形式存在。以这样的形式来看,晚清以来突然空降的那套“官制”,它在很大部分上已经接近于欧美国家,因而这部分的“官制”是不需要做较大的改变,而真正改变的是运作规则、思维和习惯等元素构成的观念。

          郭贤源    2017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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