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人性,兼谈驻马店碾压事件
2017-06-09 22: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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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前天(6月7日),微信圈流传一个视频,画面上一位女子过斑马线时被出租车撞倒,路人无人问津,而该女子也没有起来,不久又被一辆车碾压过去,被二次碾压的女子死亡。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关于“国民性”与“制度论”争论起来,而网络上广泛地流传张雪忠先生的“制度论”。

    国民性、人性与制度论,这看起来是对立的,特别是像张雪忠先生这种“唯制度论”者的拔高与呐喊,使得“制度论”喧嚣一时,许多人接受了这种排它性的“制度论”观点。对这次的争论现象,让我想起了去年12月底最后冲刺阶段的雷案件,当时也是张雪忠先生以排它性的“制度论”获得某些人的共鸣――那次我也持批评“唯制度论”。显然,这种“唯制度论”很容易获得某些人的认同,他们喜欢把一切的问题推卸给制度,从而引发人们迫切要求改变现有制度的意识。但是,我认为这种“唯制度论”其实同样有害,它不仅极端化,而且忽略了很多相关的因素,特别是容易让人产生淡化责任人的错觉,以及没意识到短时期内不具备攻坚制度的条件。

   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的起源、制度的演变、制度的沿革和新制度的产生,这不是简单的“快点改制度,改了制度就没事”。事实上,制度是最坚固的堡垒,目前大谈特谈“唯制度论”的人本身就增加了制度的坚固性色彩,并且是助长旧制度的守护群体积极捍卫他们的制度。同时,制度与人性的关系,也是我们迫切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假如把任何事情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推给“制度”,那么居于社会中的“人”及其他们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现象将如何去解决?而且,这种“麻木不仁”“事不关己”的人性又是怎么出现的,它与制度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同样值得我们去思考。

            从“碾压事件”看绝大多数人的人性

  驻马店(据说是当地)发生的“碾压事件”,它又一次成为公众热点话题,人们在这个事件中的批评、热议、嘲讽,基本上是延续着最近几年来的惯性思维。在各种批评的声音里,大家对国人的毫无人性是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而对体制更是一片倒的抨击。

    应该说,这次发生的“碾压事件”,它不过是重复了“老人摔倒无人扶”现象,也是重演了几年前那次的“小悦悦事件”。公众已经麻木不仁,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那种“自私自利”者,这种很流行的“做好自己”“别人的事不要去管”的思维――严重缺乏公共美德的意识,是中国大陆不断上演这种悲剧事件的主要原因。如果要把这种原因归类,我认为这还不至于上升到“制度”层次,它反映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未必就是极权制度的产物。

    毫无疑问,人性是自私的,但自私自利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完全放弃公共事务及其公共道德。换句话说,中国大陆目前普遍性的“做好自己,其它的事不要去管”,它突出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中国人的认识走向了一个极端,即人们只考虑自己的私利,却完全不顾公共事务及其公共道德。正是中国人的这种严重缺乏公共观念的价值体系,使得大陆地区在最近几年来不断曝光这一类“事不关己的麻木不仁”的悲剧事件。比如,这次碾压事件发生以后,假如现场的人具有公共美德,那么他们就不会像画面中的那样残酷无情、麻木不仁,正是因为他们的麻木不仁,使得受伤女子遭到二次碾压这样的悲剧。

     事实上,大陆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人的本能,他们根本不知道“仁义礼智信”这种被孟子称为“人之为人的本性”。人,是因为有人性,所以才与动物相区别。假如人在面对自己的同胞受难时面无表情,也不伸出援助之手,那么他们就没有作为人的基本本性――仁与义。对于这种没有人之为人的本性的人群,我认为他们比嗜血的猛兽还要可怕。因为嗜血的猛兽只是出于生存本能而残酷,但人却是有思想意识指导的残忍心态。比如,我们可以认为碾压事件中的每一个现场人员都是凶手,是他们的残忍导致了该女子命丧黄泉。

               开口闭口“制度”是不负责任

   与往常一样,彼此悲剧事件发生以后,那些善于叫喊口号、习惯评论和喜欢打鸡血的人,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兴奋点,并且很快把矛头直接对着“制度”,并且呐喊“改制度,否则会更多悲剧”。他们的这种言论,看起来头头是道,也貌似非常有“深度”。

  这种“唯制度论”的评论,它的确很容易俘虏“制度论”思维的庸众。但是,仔细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它要比“唯制度论”复杂得多。我们这样去思考一下,问题就会容易一些,比如,帝制社会的中国,秦始皇建立了帝制,它延续到满清,但秦王朝推行法家的严刑峻法,导致人人生活在恐惧感之中,汉代用无为而治和儒家的思想就变得更加温和且有仁孝,南北朝时期被佛家思想影响又成为了另外一种社会现象,而程朱理学垄断元明清却是“以理杀人”的极端现象。从帝制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来说,同一个制度,不同的指导思想就会有不同的社会现象。因此,动辄开口闭口讲“是制度导致的,改了制度就变好了”的人,他们是根本无视历史事实。

    就拿极权统治来说,苏俄在斯大林时代与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有很大的不同。在大陆地区也有这样的分别。假如以“就是制度的事”来说,那么同一种制度下的不同时期的人就不应该有不同,他们只能是以一种“被制度坑惨了”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事实就是同一种制度下,以不同的管理思想(或政治哲学)影响大众,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制度是一回事,它是一个相对稳固的形式存在。当某种制度暂时被人接受以后,该制度作用的社会规范的确会影响到大众,特别是冲击大众脑海中先存的观念。比如,马列体制在建立以后,它就会把与它相配套的制度化观念、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植入给大众。但是,这种制度即便再强大,它也要受到传统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不被留意到的习惯、惯性思维会继续保留下来。

    现在开口闭口谈“制度”,把一切问题推给制度,那么请问在该制度上的人,特别是体制内的执法者,他们应该担负什么责任呢?假如一切都是制度的问题导致的,那么这样的思维是不是在淡化个人的责任,甚至抹去人的责任?况且,制度是依赖于人而建立起来的,假如人的观念没有改变,硬要套给大众一种被某些人认为是“先进的制度”,这是否运作的起来呢?

   再反过来说,目前热衷于“唯制度论”的人,他们把制度拔高到绝对地位,这看起来很不错,是告诉某些人该重视“分权制衡”的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是优于专制的制度。但是,从抽象思辨的维度来看,拔高制度并使之成为绝对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又何尝不是提升专制的制度的地位,并且提醒拥护专制的人群站出来捍卫对他们极度有利的制度,这样的结果就是这部分人同样大言不惭“保护我们的制度”。你要改变现有的制度,他们要守护现有的制度,双方都认为制度是绝对的重要地位,这将如何扭转激烈的对峙状态?

             制度必须彰显人性

  制度是重要的,生活在政治社会中的人,他们是绝难离开制度的,但是制度又要受到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影响,它并不是想怎么改就可以怎么改的事。从中国3500年的文明史来看,中国人的政治制度只有三次大的变化(另有很多次局部的变化),但每次变化都没能完全摆脱西周初期的元制度和元政治文化。也就是说,现在大谈“快点改制度”的人,他们其实只是一种愿望,却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怎么改变现有的制度”,以及“如何稳健的改变制度”。

    需要改制度,这是一种认识,但是如何去推动制度的变革,这又是进一步的升华认识。但是,从过去10多年的所谓“启蒙”言论来观察,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没有什么人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方案,他们大多是寄望心理的叫喊派。要改变,那就需要有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稳健的、良序的方案,而不是沉醉于“要改制度”。毕竟,“要改”与“怎么去改”是不能等同的事。

    就以“制度”来说,我认为不论是什么制度,它都必须是建立在“人性”与“对人性关怀”的基础上,假如制度不能保障人性本能,不能彰显人性,那么这样的制度就必须舍弃。因为违反人性的制度是邪恶的,而不能彰显人性的制度又是鼓励社会道德的沦落。当制度不能保障人性充分发挥,那么人性的正常生态就会被压抑;当制度不能彰显人性,那么人性就会逐渐堕落到兽性。所谓的素质,所谓的国民性,它们之所以成为普遍性的现象,并遭到正义之士的批评,这正好是制度没有保障人性和制度没有彰显人性。

   而且,我们现在比较不同政治共同体的制度,之所以得出好坏,这很大部分是因为制度是否体现了人性和制度是否彰显了人性。素质高也好,国民性棒也罢,它们都是发扬了人性的制度的产物。因此,我们从良知、美德、正义等角度来看制度,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去改变埋没人性的制度,否则我们就会逐渐堕落成令我们自己感到害怕的那种人。

           郭贤源    2017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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